编者按：“舆情”一词，在网络上有多种解释。但在笔者的眼里，舆情的定义应该是：只有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，并被广大人民群众关心和传播的事件，包括纯粹在网络上形成、发酵、扩散并造成影响的事件，才能叫做舆情。一般来说，舆情带有负面意义。

互联网发展战略已经被摆上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。十八大以来，党和政府召开了一系列治理网络空间的高规格会议，推出了一系列清朗网络空间的新政法规，“微信十条”“账号十条”“约谈十条”等举措掷地有声，舆论正向引导作用积极明显。中国在互联网治理与发展事业上的战略部署，以及G20杭州峰会、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成功举办，引发全球高度关注。2016年，中国互联网发展事业迎来新的高峰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年内连续发表“2·19”“4·19”“5·17”等一系列重要深刻的讲话，提出的“网信事业要发展,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”、“要适应分众化、差异化传播趋势，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”等新论断，成为了加强互联网工作的重要指引。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一脉相承、一以贯之、传承发展，充分体现出中央高层对互联网发展战略部署的精准把握。

舆情是考验国家互联网治理成绩的关键因素。如果说2015年是中国互联网舆情风起云涌的一年，那2016年则是中国互联网表面归于平静，实则暗流涌动的一年。研究2016全年网络舆情事件，可以发现，2016年6月，成为了上下半年舆情骤热骤冷显著不同的分水岭；而2016年本身，则有望成为中国互联网自微博元年以来的前五年，到未来五年形势变化的分水岭。

一、总的形势

2016年，中国互联网出现从空间开垦扩张转向秩序重建的鲜明特点。研究中国互联网舆情大盘，总体上既有乐观可喜之处，也有艰巨挑战并存之处。笔者梳理全年舆情事件特点，综述如下：

1.国际角度，对外议题设置能力显著提升。随着国力提升，利用互联网对旧的规则加以修改与完善，并提出新议题、增加新规则，是我国必须加快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。中国互联网发展战略在配合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建设、G20杭州峰会、亚投行建设等重大事件中，正发挥着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。更可喜的是，在“南海争端”、“黄岩岛问题”、“香港占中”、“钓鱼岛问题”等国际议题中，中国通过主动设置话题、引导主流舆论、新闻发言人“呛声”等行动，掀起了浓厚的爱国情绪，在国际舆论场上占据更加主动有利的位置。

2.青年角度，90后有望担起舆论场主力军角色。当下，新一代青年网民越来越习惯扮演驳斥舆论戾气和谣言主力军的角色，主动策划的一系列正能量网络议题和作品令人印象深刻，网上舆论引导作用积极明显。随着“80后”普遍进入而立之年，工作和家庭的压力愈发沉重，参与舆论争辩的意愿有所降低，“90后”成为接手舆论引导主力军的不二群体。2016年，“90后”团队策划的“帝吧出征”、“马克斯是个90后”等系列作品，展示出极富创造力、竞争力的优势，引领舆论潮流的能力已经显现。

3.资本角度，资本舆情陷入“舆论漩涡”。2016年，被网民深揪不放的最出名资本舆情，当属“赵薇戴立忍”风波，当网民对赵薇所作所为产生广泛质疑时，微博等舆论平台突然“风平浪静”，甚至一些帖文被瞬间“和谐”，让网民不得不对互联网资本间的关联产生遐想。在“六小龄童上春晚”舆情风波中，微博搜索与“六小龄童”有关的词汇，全部被导向百事可乐，被网民指责百事可乐存在借势营销之嫌。还有在“如家酒店女子遇袭”事件中，网络小说平台以及网络写手被指称是舆情发酵背后的主要推手。“支付鸨”事件虽来去匆匆，影响却巨大，更重要的是，“芝麻信用”确实在事后“红了”，该舆情也被部分网民说是资本反向营销。2016年自媒体营销事件也不少，例如“罗一笑带血营销”、“上海女孩逃离江西”，等等。

4.网民角度，整体心态趋向理性平和。幽默、嘲讽、调侃、戏虐型的段子，一直是最具传播力的网络素材。2016年，在G20杭州峰会、华北大雾霾等多起重大事件中，网络红黑段子层出不穷，甚至一度出现段子博弈对抗的竞争形态。观察微博、微信、论坛和新闻评论四大网上舆论主阵地，可以发现，网民在对待国家统一、民族团结等大是大非问题上，观念渐趋成熟理性，爱国热情高涨，在“帝吧出征FB”、“南海仲裁案”、“烈士余旭感动百万网友”等热点事件中，理性、自信、健康的群体心态特征尤为鲜明。

5.智库角度，网络实践派专家数量匮乏。建设具有深度的舆情智库，正在成为各地政府、媒体、研究机构和网络平台越来越重视的方向。但目前，中国舆情智库行业缺乏门槛标准，“专家”结构、水平参差不齐，智库整体水准普遍偏低，能出高质量研究报告的智库屈指可数。舆情行业的快速兴起，对人才的需求愈发紧迫。与专职舆情研究员相比，网络实践派有着自身优势，他们来自网络一线，通过其接网气的微视角审视，能够得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和观点。如网络名人“悬壶问茶”发布的《网络舆情处置中的十大错误思维》，通俗易懂、见地深刻，在业界产生“刷屏”效应，就是典型案例。

6.技术角度，技术还是个“不靠谱”的东西。微软智慧账号“小冰”通过网络化的形态、人性化的问答，在微博、微信等平台上吸引了一大批粉丝，进而获取大量网络数据。目前来看，国内企业想要做出“小冰”水准的数据收集机器人，精准分析出网民的群体分类、情绪特征、集体注意力等复杂信息，依旧任重而道远。舆情市场已经风生水起，但由于网络舆情的数据过于分散，关联结构过于复杂，舆情软件只能作为辅助工具，依靠软件预判或应对舆情都是不靠谱的行为。

7.“大V”角度，网络舆论场亟需专家型意见领袖。按照“大V”比例来计算，目前中国舆论场上的专家型意见领域数量明显过少。分析缘由，行业专家难以保证充足上网时间，对互联网生态及语言形态陌生，不能第一时间介入热点事件讨论，是其中的最重要原因。在互联网上，像“知识分子”、“开水族馆的生物男”等能够实时专业解答网民“刁钻”问题，并具有较强网络影响力的账号非常稀缺。

8.明星角度，舆情是折损明星光环的杀手锏。很少有明星愿意卷入舆情事件，因为一旦卷入，能够全身而退的少之又少。尤其是明星自己“作”出来的舆情，更是“挖坑埋自己，作了必死”。2016年，最火的涉星舆情当属“王宝强离婚”事件，作为事件中的“弱者”，王宝强博取了大多数网民的同情，但随着舆情发酵，该事件也被少数人说是王宝强过度营销私生活。而“赵薇戴立忍风波”、“林丹出轨门”、“郭德纲和曹云金互撕”、“刘恺威被爆出轨”、“张靓颖结婚风波”等涉星舆情，更是当事人一方的全盘皆输。

9.社会角度，“吃瓜群众”成为舆情发酵的重要推手。中国有着基数庞大的网民群体，“爱看热闹”、“爱挖内幕”、“爱抠细节”、“爱爆猛料”是一部分网民的爱好。在一些偶发但具有非典型意义的舆情事件中，网民因为无意或有意的推波助澜，导致舆情不断升温“加火”，故而引发次生舆情。诚然，在历年的涉腐舆情中，“吃瓜群众”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，但随着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，网上涉腐舆情的数量已大大减少，“吃瓜群众”缺少一致“围观”方向后，更多地转向对零散、特殊、偶发舆情进行辩驳“挖坟”，推动舆情向不确定的方向发展。

10.环保角度，雾霾危机变成不定时舆情炸弹。环保舆情，是唯一一个需要单列的民生类舆情。环保问题尤其是雾霾污染，已经成为“一触即热”的舆论焦点。2016年底，以华北为核心的区域大范围遭受强雾霾，网络上消极情绪广泛蔓延，“逃离北京”、“精英移民”成了广大网民的共同话题，调侃雾霾的段子爆炸式出现，成都等个别城市差点发生线下群体性事件，环保舆情危机压力巨大。雾霾污染，已经成为影响政治、社会、民生等多领域的舆情，是一颗不定时的“舆情炸弹”。

二、2016年中国15大舆情

舆情的前提是舆论传播，一旦舆论传播的“关节”被破坏，就能让舆情向坏的方向发展。舆论的“关节”，一般包括话语权、传播权、定义权、释义权、解读权等。梳理2016年全年网络舆情，笔者认为最典型的15个舆情案例，无不在舆论的某一个或多个“关节”上出现过问题。综述如下（根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程度排序）：

一号舆情：“帝吧出征FB‘打台独’”。标签：舆情搭车。为反击蔡英文、台湾艺人周子瑜等人的台独行为，以“帝吧”为代表的大陆爱国群体“组团”赴国际互联网，通过刷诗歌、表情包的方式在蔡英文、爱国艺人罗志祥等人的facebook主页上“霸屏”。本次“帝吧出征FB”无疑是值得点赞的网络事件，但在舆情的后续发展过程中，小部分青少年的网络情绪被蓄意挑逗，一度诱导向“爱国极端主义”的方向发展。在重大网络事件中后期，舆情搭车，炒作新的舆论焦点，诱导舆论聚焦转向特定目标，是不良网络意识形态“‘投机性’介入”的一种表现。

二号舆情：“任志强”微博被销号。标签：标志性事件。任志强在网上的影响力极大。在“任志强”微博被销号的前一周，“罗亚蒙”、“演员孙海英”、“王亚军上海”、“荣剑2001”、“文山娃”、“纪昀”、“大鹏看天下”等一批账号被陆续关闭。一系列的动作，就像“大雨倾盆前的雷鸣阵雨”般，为“任志强销号”事件做足了铺垫。在任志强微博被销号初始阶段，部分“大V”策略性极强地推动“违反党内批评自由”等舆论伪命题，妄图形成舆论震慑。该事件将成为中国舆论场的标志性事件。

三号舆情：魏则西事件。标签：百度竞价。在“魏则西事件”被口伐笔诛后，百度搜索前几页结果显示结果居然是“百度回应魏则西事件”、“百度不是一切恶的渊蔽”等自我辩解的文章为主，甚至还有“看看这家上新三板的百度广告代理商”这样的软文来试图化解舆情危机。因为市场垄断，竞价排名成为百度的重要收入来源，也是因为竞价排名，百度的行为一直饱受诟病。在发生魏则西事件后，百度利用自身优势，不断挑战着公众认知底线。

四号舆情：雷洋事件。标签：全民侦探。相比“魏则西事件”中较为明确的责任归属，“雷洋事件”中的涉事主体则各执一词，为谁该为雷洋意外身亡负责而争执不休。该事件引起的“舆论涟漪”效应使得舆情不断发酵，而警方的舆情应对策略存在争议，客观上进一步撩拨了本来就敏感而脆弱的警民关系。雷洋事件的舆论热点一旦出现，就如一粒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，本身可能并不甚大，却能荡起层层涟漪，其中每层涟漪都在激活新的补充信息点、唤醒沉睡的生僻知识点，最终形成新的舆论内容，这一过程不断周而复始，直至最终完成整个舆论话题的消费过程。

五号舆情：杨改兰事件。标签：盛世蝼蚁。个别媒体以《3年未获低保》、《低保被取消》等鲜明标题为引导，主观上推动舆情外溢蔓延。此类标题极具诱导性，且起到了先入为主的作用，对舆情发酵产生明显影响。在舆情发展后期，又有媒体指向农妇杨改兰丈夫的入赘角色问题，报道侧重其家庭情况之复杂，不少网友脑洞大开，设想其家庭情况成为悲剧产生的诱因。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媒体舆论未借助官方调查，却影响了舆情走势和网民情感态度，媒体舆论导向性值得商榷。

六号舆情：罗一笑事件。标签：消费怜悯。从上午的满屏感动转向下午的满屏质疑，再到晚上的各方表态，罗一笑事件的舆情反转也就仅花了一天时间。严格来说，罗一笑父亲算不上是骗捐，也不是借病营销，他本应该客观阐述，却使用了营销元素，让自己从舆论获益转向被舆论暴力。用力过猛的网络募捐，用力过猛的网络感动，再变成用力过猛的网络愤怒，不明不白的感动变成义愤填膺的声讨。在网络上，一旦产生用力过猛的警惕，即使面对真实的苦难时也将失去同情。

七号舆情：和颐酒店女子遇袭。标签：高端营销。根据观察，该舆情在初始2个小时内产生了20多万次的转发，信息助推力量远大于一般网络事件的自然发酵速度。在“平安北京”发出第一条微博后，评论区被大量辱骂声音所覆盖。追溯声音来源，可以发现最早的转发均来自一些网站签约写手。该类账号一旦发出声音，即被大量点赞置顶，这已经大大超出新浪的一般信息导流和基本规则。

八号舆情：王宝强离婚风波。标签：自我消费。比起财产，“吃瓜群众”的不离不弃，才是王宝强在这场危机公关大战中最需要赢得的东西。公共舆论场的可怕之处在于，真相永远没有绝对，公众眼中的真相，永远取决于公众愿意相信什么。爆料、手撕，好戏连台的背后，是双方在舆论场上的厮杀角斗，如何得到有利于自己的结果，才是摆在所有当事人面前一道难题。在该舆情中，因为王宝强“傻根的人设”，以及“马蓉宋喆”一方低级的舆情反击手段，成为了王宝强能够取信于公众，最终成为相对胜利方的两个关键因素。

九号舆情：快播案。标签：“技术？”。很多网民轻易接受了“快播只是个播放器”的判断，以此为认知出发点，网络上为快播抱不平的评论和段子一直哄闹不停。诚然，技术的工具性，使其天生就拥有在法律上的“中立”。但技术中立也存在法律、道德上的界限。从法律角度来说，快播利用P2P技术播放平台，按照点击量把“热门视频”的缓存，存储于自己2000个服务器之中，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推荐和搜索向用户加以展示，这让快播从中立的播放器变为了实际的传播者。一旦相关资源涉嫌违法，快播很难规避法律责任。

十号舆情：上海女孩逃离江西。标签：戏弄舆论。假新闻的共同的特征是，炮制者为图一时之快，最终却割裂了社会、分化了舆论族群。“上海女孩逃离江西”这则刷爆网络的假新闻背后，其实是某些人规则意识的缺失。某些人视网络为不受管束的传话筒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而殊不知这样会造成的严重后果。营销事件背后，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舆情策划。媒体对网络营销群体和事件套路的不熟悉，以及抢新闻刷流量的动机，造就了这场可笑的舆情事件。

十一号舆情：高考减招风波。标签：国民利益。新闻媒体，是该舆情能够被有效处置的最大功臣。舆情爆发后，新闻媒体及时跟进，积极报道事件相关进展，突出强调官方处理及回应相关内容。起初，试图通过政策解读来平息众怒，如中国网以《江苏高考减招不减反增其实录取几率增大》为题作报道，等等。在缓解效果不甚理想时，媒体加大舆论引导力度，如常州网新闻《江苏高考今年减招？专家：客观增加六千人机会》等。该舆情是媒体的统一行动，作为舆论主阵地，媒体的抱团发力对缓解舆论风波，起到了直观有效的作用，舆情后期平稳过渡。

十二号舆情：聂树斌案。标签：时代悲剧。最高法罕见主动谈聂树斌案，对聂树斌案舆情的二次传播推动效果明显。 6月8日，网民对聂树斌事件的主动搜索次数逐渐达到高峰，随后迅速走低并趋于平缓，可见网民对此次聂树斌事件并未形成持续性关注。在聂树斌案重审事件中，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与官方微博、新华社、人民日报与头条新闻等媒体，将政府动态及时准确传递给公众，并开展交流互动，做到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在推动网友热议方面的影响力较为突出。此次事件应对中，政府、媒体与网民三者互动良好，未见极端次生舆情出现。

十三号舆情：哈尔滨天价鱼事件。标签：反转肥皂剧。新年后的第一天，“哈尔滨天价鱼”事件刷爆网络，与媒体广泛追求真相不同，网民则以“看连续剧”的心态围观舆情跌宕起伏。在该事件中，“裸抢”、“开水族馆的生物男”等网络名人以辩论形式推动着舆情后续发展，也推动舆情向“探究真实鱼价”等问题不断深入。该事件是对当地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的一次考验，通过舆情观察，涉事地的舆情应对能力和借势营销能力还有待加强。

十四号舆情：校园霸凌事件。标签：官方姿态。在网上，“名校光环”意味着被监督和约束。可惜中关村二小并没有意识到这点，在舆情回应上官腔十足，例如“针对近期网络上出现的关于我校以及相关事件的不实言论，将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主体责任的权利”这句话，无异于向网民发起赤裸裸的威胁，触犯了网络众怒。官方声明通篇只有结论和态度，既没有对该事件核心事实的说明，也没有关于学校如何“客观、公正处理”的论证。在互联网时代，面临信任危机，涉事方声明“让教育问题回归校园进行处理”，难以取信于公众。

十五号舆情：官员“抹香香”事件。标签：“黑五类”。长久以来，公务员、警察、城管、医生和教师，一直被称为“黑五类”。但凡涉及“黑五类”的舆情，总有大批网络喷子嘲讽、咒骂、造谣，甚至展开人身攻击。“官员抹香香”舆情遭遇连续反转，正是议题设置“黑五类”的缘故导致。因为媒体前期报道内容不全面，报道角度存在争议，官员“抹香香”舆情在发酵过程中不断地被反转。反转舆情既伤害媒体公信力，更伤害权力的公信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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